父亲有本磨得发光的老式硬壳笔记本，纸张微微泛黄，边角轻微翻卷，却始终是他记账的“专属工具”：小到人情往来，大到家中房屋建设的大额开支，每一笔都有清晰记录。
父亲是那个年代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，性子老实本分，从不占别人便宜。“账要算清，事要做明”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也正是因为这份实在，村里但凡有大事，譬如修祠堂、盖文化室、办红白喜事等，总少不了请他去记账。
记得有一次家族办宴席，父亲负责管账，前后忙活了好几天。到了收尾对账的晚上，他和小叔闷在房间核对了许久，账目却始终差着9元，怎么都对不上。
疲惫了一天的小叔忍不住说：“大哥，说不定是我漏记了，我补上这9块钱算了，反正就几块钱的事。”
一向温和的父亲，声音顿时严肃了起来：“那可不行！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，大家信得过我才把账交我管，一分一厘都得算清楚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能让任何人吃亏。”说着，父亲把我叫进屋帮忙核对。也是这次，我第一次仔细看清了记账本里的内容：每一笔支出都标着时间、序号、购买物品、数量、金额，每一页末尾都工工整整算着总价；笔记本里还按序号整整齐齐地夹着一摞购物票据。
灯光下，父亲戴着老花镜，逐项逐页和我核对。终于找到了账目错误的地方：父亲把买鱼的56元记成了65元，正是一个数字的偏差，导致账目一直和小叔的账对不上。
改完数字，账本终于平了。父亲合上笔记本，长舒一口气，眼里的倦意也淡了几分，还不忘叮嘱我说：“做事啊，就得丁是丁、卯是卯，差一点都不行。”那份对“清账”的执着，从此深深地印在了我心里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教育培训机构工作，既要经手几十名家长交的培训费，还要核算全部教师的课时费。父亲得知后，反复叮嘱我：“和钱打交道，千万要把账算清，不能有半点含糊；更不能起贪念，得守住良心底线。”我记着他的话，每次收款都做好登记，教师课时反复核对，从未出过差错。
后来，我进入体制内，父亲又郑重地对我说：“你现在是吃公家饭的人了，你要记住，不是自己的钱，一分都不能拿；该干的活，一点都不能偷懒，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来。”这些话成了我的工作准则，经手的每一份文件、处理的每一件事，都尽量做到清清楚楚、扎扎实实。
直到走上纪检工作岗位后，接触到一个个违纪违法案件，我对父亲的这句“账要算清，事要做明”有了更深的理解：那些身陷囹圄的人，哪一个不是没算明白“人生大账”？这账里既有明面上的经济账，更有背后的政治账、名誉账、家庭账、自由账、健康账、友情账。正是因为算不清人生这“七笔账”，他们丧失了敬畏心，一步步偏离正轨，最终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。
如今，父亲的那本记账本仍在发挥着作用，偶尔翻起，泛黄的纸页上字迹依旧清晰。这本记账本和“账要算清，事要做明”的叮嘱，也一直提醒着我：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，严守纪律底线，在监督执纪岗位上，守好每一道“关口”，把自己的人生大账算准、算实、算明白。（桂林市纪委监委驻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）
